工作了十年，应该可以回顾一下我的工作历史了。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一间日本国际电子厂上班，直属上司是会说日语的达雅人。那是一间规模算是蛮大的工厂，共有四五千位员工，开始我只是技工主管，在三年内一直攀爬职场梯子，从主管升到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然后总工程师，最后是副工程系主任，上司就是那位跟我感情很好的达雅人，依然还有和我保持联络。工程部门（Engineering Department）有个顾问，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伯，传统的日本人。我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但是那位老伯却是我电子工程的启蒙师傅。我还记得第一天上班，那位老伯就拿了几百个电头插座，要我和另外一位Senior将插座的日本电线换成本地电线的颜色。我们花了两天，手都起了泡，才将工作完成。之后，师傅常常要我跟他一起检修一些需要他出动的机械问题，让我对高科技机械的了解和知识一日千里，奠定了我日后能更快地掌握工程系诀窍的基础。直属上司是培育我自信的人，日本师傅则是给予我工程程序知识的老师。到现在，我还是很感激他们。我离开那间公司，是因为我的薪金和职位当时已经到了顶端，要加薪或者升职，根据公司的死鬼政策至少要多7年。我等及了。
师傅有着所有传统日本人的特征，严谨勤奋、刻苦耐劳、博学多采、要求严格，还有，极度好色。相信我，我只学了他前面四样。真的，要相信我。
之前说了我做过兼职，是学府的Part Time Lecturer。学校的上司是美国鬼婆。和日本师傅完全相反，她没有什么要求，对于我的教学方式也从来不过问。美国人只要求效果和成绩，过程并不重要。这一点我肯定超出了她的要求，成绩方面不能做准，因为考卷是我自己拟的，学生考到好成绩不代表什么，但是我的课，学生出席率一直保持在最高的位置，她当然没有怨言。这个美国老婆婆直率、坦白、不拘泥、但是架子却大得让人侧目，喜欢在众人面前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是我最顶不顺的。
第二份工，也是工程师，但只是挂名的。我们拿着比工程师高出一倍的工资，做着连中小学生都可以做的工作。在那三年里，我们四个工程师轮流抄写着两百四十一部世界最高科技的真空泵的数据，然后就回到办公室将数据输入电脑。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从事这种没有意义的工作了。三年，我白白浪费了生命中非常珍贵的一千多天呀！
在那三年内，我一共有两位上司。第一位是英国人，第二位是苏格兰人。
英国上司是位好好先生，喜欢玩摩托车，尤其像哈里大卫森那种线条夸张的摩托车，每天过着轻松写意、云游四海的生活。我在英国读过两年书，所以对英国人的习性非常了解。他们享受生活，做事也比较马虎，基本上完全没有给过我们压力。我们每天迟到早退，懒懒散散的，只要他能够联络到我们的电话，就没有什么问题（这份工相当的轻松，但是精神上却是很大的折磨，因为是standby性质，非常辛苦，甚至对电话铃声产生了恐惧感）。他来了两年，合约满了，被调回英国总部后，便从此没有他的消息。
苏格兰上司就很他妈的。英国上司走了之后，他直接从新加坡的亚洲总行接管我们。他很少飞过来，但是要求多多，也将我们的公司福利删减了很多。这些我都不怪他，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给点脸色我们看看的。我受不了的是他满口浓厚的苏格兰英语腔调。老实说，我的英文水准有限，每每他从新加坡拨电话来，我大部分都听不懂。苏格兰上司有贬低亚洲人的性格，他认为我们都是一群笨蛋，所以吩咐我们做的东西常常让人费解，不是因为很难，而是因为太容易，却好像我们很辛苦才能办到一样。我承认我的个性比较倔强，他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时，不像其他同事，我从来没有给过他好脸色看，相信他也感觉出我的“敌意”，所以他很少和我交谈，也从来不接受我的提议。
两位上司有共同的嗜好，就是喝酒。
虽说浪费了三年是光阴，在这间公司其实也让我接触到了许许多多从世界各地来的人。我们的主要顾客是一间晶片制造商，在砂拉越成立不久（古晋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那间每年都亏钱，但是依然没有倒闭现像的大公司，是马来西亚十大奇迹之一）。公司的主管层是个小型联合国，有来自本地各州属、德国、中国、美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台湾等等的专业人才。我接触比较频密的是德国人、中国人和韩国人。
德国人守时、乐观、认真，也有一种民族的高傲。无可否认，在工业机械方面，他们依然排在美国之上，无人能敌。撇开他们二战的丑事不说，他们的确拥有很好的民族个性，在工作甚至商业上可以很好的交流，承诺胜过一切，比较可惜的是，和他们的语言不通，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和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中国人比较自卑，就算读过书，浸过洋水的也一样。比起勤奋的韩国人，他们很容易被比下去。当时（现在可能不一样了），我还是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人的一些陋习，比如随便吐痰，衣着十分“难堪”，坐姿也不文雅。
韩国人比日本人可爱，这是真的。他们拥有和日本十分类似的民族性，勤奋耐劳、博学聪明，但没有日本人那么好色。或许有机会，我会写一篇关于他们的一些趣事。在此不赘。
我辞去第二份工作，申请到第三份工作。那时候，我遇见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上司。说到第三份工作，我心里有愧。上司是西马人，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远见的本地人。当时，他为了开拓东马市场，要找一位可以信任的人做东马的区域经理，也是一个我很向往挑战的工作经验。他给我的待遇不差，而且任由我发挥，没有限制时限或什么的，但是当时我因为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只做了两个月就得离开砂拉越来到沙巴。这个上司，虽还不能被我列入为奇人，但是也是一位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的人物，同样的，有机会我会写出来。
师傅有着所有传统日本人的特征，严谨勤奋、刻苦耐劳、博学多采、要求严格，还有，极度好色。相信我，我只学了他前面四样。真的，要相信我。
之前说了我做过兼职，是学府的Part Time Lecturer。学校的上司是美国鬼婆。和日本师傅完全相反，她没有什么要求，对于我的教学方式也从来不过问。美国人只要求效果和成绩，过程并不重要。这一点我肯定超出了她的要求，成绩方面不能做准，因为考卷是我自己拟的，学生考到好成绩不代表什么，但是我的课，学生出席率一直保持在最高的位置，她当然没有怨言。这个美国老婆婆直率、坦白、不拘泥、但是架子却大得让人侧目，喜欢在众人面前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是我最顶不顺的。
第二份工，也是工程师，但只是挂名的。我们拿着比工程师高出一倍的工资，做着连中小学生都可以做的工作。在那三年里，我们四个工程师轮流抄写着两百四十一部世界最高科技的真空泵的数据，然后就回到办公室将数据输入电脑。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从事这种没有意义的工作了。三年，我白白浪费了生命中非常珍贵的一千多天呀！
在那三年内，我一共有两位上司。第一位是英国人，第二位是苏格兰人。
英国上司是位好好先生，喜欢玩摩托车，尤其像哈里大卫森那种线条夸张的摩托车，每天过着轻松写意、云游四海的生活。我在英国读过两年书，所以对英国人的习性非常了解。他们享受生活，做事也比较马虎，基本上完全没有给过我们压力。我们每天迟到早退，懒懒散散的，只要他能够联络到我们的电话，就没有什么问题（这份工相当的轻松，但是精神上却是很大的折磨，因为是standby性质，非常辛苦，甚至对电话铃声产生了恐惧感）。他来了两年，合约满了，被调回英国总部后，便从此没有他的消息。
苏格兰上司就很他妈的。英国上司走了之后，他直接从新加坡的亚洲总行接管我们。他很少飞过来，但是要求多多，也将我们的公司福利删减了很多。这些我都不怪他，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给点脸色我们看看的。我受不了的是他满口浓厚的苏格兰英语腔调。老实说，我的英文水准有限，每每他从新加坡拨电话来，我大部分都听不懂。苏格兰上司有贬低亚洲人的性格，他认为我们都是一群笨蛋，所以吩咐我们做的东西常常让人费解，不是因为很难，而是因为太容易，却好像我们很辛苦才能办到一样。我承认我的个性比较倔强，他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时，不像其他同事，我从来没有给过他好脸色看，相信他也感觉出我的“敌意”，所以他很少和我交谈，也从来不接受我的提议。
两位上司有共同的嗜好，就是喝酒。
虽说浪费了三年是光阴，在这间公司其实也让我接触到了许许多多从世界各地来的人。我们的主要顾客是一间晶片制造商，在砂拉越成立不久（古晋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那间每年都亏钱，但是依然没有倒闭现像的大公司，是马来西亚十大奇迹之一）。公司的主管层是个小型联合国，有来自本地各州属、德国、中国、美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台湾等等的专业人才。我接触比较频密的是德国人、中国人和韩国人。
德国人守时、乐观、认真，也有一种民族的高傲。无可否认，在工业机械方面，他们依然排在美国之上，无人能敌。撇开他们二战的丑事不说，他们的确拥有很好的民族个性，在工作甚至商业上可以很好的交流，承诺胜过一切，比较可惜的是，和他们的语言不通，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和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中国人比较自卑，就算读过书，浸过洋水的也一样。比起勤奋的韩国人，他们很容易被比下去。当时（现在可能不一样了），我还是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人的一些陋习，比如随便吐痰，衣着十分“难堪”，坐姿也不文雅。
韩国人比日本人可爱，这是真的。他们拥有和日本十分类似的民族性，勤奋耐劳、博学聪明，但没有日本人那么好色。或许有机会，我会写一篇关于他们的一些趣事。在此不赘。
我辞去第二份工作，申请到第三份工作。那时候，我遇见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上司。说到第三份工作，我心里有愧。上司是西马人，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远见的本地人。当时，他为了开拓东马市场，要找一位可以信任的人做东马的区域经理，也是一个我很向往挑战的工作经验。他给我的待遇不差，而且任由我发挥，没有限制时限或什么的，但是当时我因为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只做了两个月就得离开砂拉越来到沙巴。这个上司，虽还不能被我列入为奇人，但是也是一位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的人物，同样的，有机会我会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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